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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,对我好一点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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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

——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

有趣的老头

沈从文评价他“最可爱还是态度,宠辱不惊”,史航说“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,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,却不常见”。

我觉得,汪曾祺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头,不一本正经,不摆架子,始终保持一颗童心。其子汪朗说:“我们家特别随意,说到老头儿,就攻击他一下。有一次吃完饭,瞎聊,他认真地说:‘你们得对我好一点儿,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。’我俩妹妹就说:‘老头儿,你?别臭美了!’这话一说,他马上就颠颠地跑进小屋,把门一关,生闷气,我们也不理他,一会儿,他自己探头又出来了。‘老头儿’原来是我爸50多岁的时候,我妈这么叫。我们就跟着叫呗,一叫他就答应,最后就变成一个通用名词了,连他的孙女外孙女也一块这么叫,大家都觉得很亲切随意。”他能进文学史吗?他倒也不算太吹嘘,我觉得,应该能。

汪曾祺本来就追求人与人平等相处,自己也写过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,他说:“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他喝酒,给我也倒一杯。抽烟,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。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,他人或以为怪。父亲说:‘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’”孩子十七岁时写情书,当父亲的还在一旁瞎出主意,这样的父亲够难得,可见,他的平等意识也受上辈影响。

他喜欢美食,自称自己敢于吃任何食物,汪朗说:他去内蒙古,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。他晚年去云南,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——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,傣族人生吃、做调料、蘸肉。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,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,让他觉得很不过瘾。他喜欢做菜,并且还洋洋自得,他曾写道:“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·安格尔来北京,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,由我亲自做,说是这样别致一点。我给做了几道菜,其中有一道煮干丝。这是淮扬菜。华苓是湖北人,年轻时是吃过的,但在美国不易吃到。她吃得非常惬意,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。”汪朗说:在家里,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:炒麻豆腐、炒疙瘩皮、羊头羊蹄、热汤面就臭豆腐……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,上不得大雅之堂。前些年,市面上还没爆肚卖,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,吭哧吭哧洗上半天,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,只留下中间部分,然后自己配制调料。折腾两三个小时,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,还嚼不烂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,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,一边还说:“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。”有这回事?

只为情趣

建筑家王澍说:“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,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,并身体力行地去做。”

我觉得,这句话很适合汪曾祺。

他就是一个追求情趣的人。苏北在《舌尖上的汪曾祺》一文,写到汪曾祺女儿的同事到她家玩,汪曾祺“在厨房忙活了半天,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。萝卜削了皮,切成滚刀块,上面插了牙签。结果同事一个没吃。”女儿汪朝抱怨说,“还不如削几个苹果,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。”老头还挺奇怪,不服气地说:“苹果有什么意思,这个多雅。”

喜欢吃,但是他并不是醉心于吃,大概是想在寻常烟火中寻觅点乐趣罢了。正如小说《长腿叔叔》所言:“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,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。但想想看,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,生活不仅是单调了,简直是了无生趣!”

叔本华说:“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,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。”无论是小说,还是散文,汪曾祺无疑是做到了。

追求纯真

汪曾祺曾言: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,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,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,人,是美的,有诗意的。”

他追求纯真,他笔下经常写的是纯真的人,纯真的事。

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。汪曾祺说:沈先生不长于讲课,而善于谈天。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,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,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。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,一边吃,一边讲,还说:“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,烟台苹果就很好!”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,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。谈林徽因发着高烧,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。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。金先生终生未娶,长期独身。他养了一只大斗鸡。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,和金先生一起吃饭。他到外搜罗大石榴、大梨。买到大的,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,比输了,就把大梨、大石榴送给小朋友,他再去买!他总结道: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。一是都对工作、好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;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,对生活充满兴趣,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,无机心,少俗虑。

这些人的气质,正是汪曾祺所倾慕的,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。

文字简约

汪曾祺的文字平白如话。看过那些用绚烂文字写就的文章,再看看汪曾祺的,可能会感到实在是太平淡了,简直有点寡淡无味。

“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。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,看陈蕴珍(萧珊)‘表演’濯器、炽炭、注水、淋壶、筛茶。每人喝了三小杯。我第一次喝工夫茶,印象深刻。这茶太酽了,只能喝三小杯。”第一次品功夫茶,汪曾祺写下的茶感只有三个字——太酽了。汪曾祺的美食文章写得很粗略,如写腌笃鲜,“上海菜。鲜肉和咸肉同炖,加扁尖笋。”只有这么几个字,跟报账似的。除了是他自己做的菜,他是不大说菜的具体做法的,就连吃的感觉也写得极其简略。写狮子头的口感:“狮子头松而不散,入口即化,北方的‘四喜丸子’不能与之相比。”写长沙的腊肉:“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!入口香糯,真是难得。”

他在《泰山很大》一文中写道:“写风景,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。徐志摩写泰山日出,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,真是‘浓得化不开’。但我有点怀疑,这是写泰山日出,还是写徐志摩?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。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。”话中透着自己对文字的喜好,他是反对文字浓艳之风的。

汪曾祺十分看重语言问题,很喜欢论述文学的语言问题,他说“语言本身是艺术,不只是工具。”语言到底是惊人好,还是平淡好?汪曾祺直言不讳地说:平淡好。可是,他又补充道:“但是平淡不易。”平淡不是从头平淡,平淡到底。那样,就会寡淡无味了。他很重视语言的传承,主张向古典文化学习、从方言中汲取营养,从生活中学习。

当然,汪的文字也是长期积淀的结果,最初可不是这样。汪朗透露,父亲刚开始写作时是很洋化的,受国外现代派影响很大,“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着,后面两个女生在闲扯,一个问谁是汪曾祺,另一个回答说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、自己也看不懂诗的人。这回我看了看他当年写的诗,我觉得确实评价没错”。

著书老去为抒情

“玩物从来非丧志,著书老去为抒情。”这是在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,汪曾祺写的贺诗中的一联。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?

在散文《人间草木》中,汪曾祺写了路遇一对老夫妻捡拾枸杞子的事。“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!一边走着,一边捡枸杞子,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。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,两个老孩子!人老了,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。看来,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,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。他们为人一定很好,很厚道。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,甘于淡泊。”显然,他是在抒情了。只是一面之缘,他又怎能知晓对方的精神世界呢?不过,是他自己的一点精神希冀罢了。

“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,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,有诗意的,生活是可欣赏的。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,更高尚一些,更优美一些,更有诗意一些。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。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。”汪曾祺在《使这个世界更诗化》一文中作如是言。

或许,是因为他与其师沈从文,有着一脉相承,都执着于人性。沈从文在《从文小说习作选·代序》中言:“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,那可不是我,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选小地做基础,用坚硬石头堆砌它,精致,结实,对称。体型虽小而不纤巧,是我理想的建筑——这庙供奉的是‘人性’。”汪曾祺的《受戒》与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在气质上,是很相像的,都淡化了时代,淡化了环境,写出人性之美。汪曾祺曾说:“我们必须暂时稍微与世界隔离,不要老摔不开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度里这个意识”。

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对于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。“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,因此,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,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。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,可以使人得到安慰,得到温暖。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。”(《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》)

只是,醉心于人间草木的小世界里,虽能自得其乐,且有诗意,但终究免不了自欺欺人之嫌。

吕思勉说:大凡一个读书的人,对于现社会,总是觉得不满足的,尤其是社会科学家,他必先对于现状,觉得不满,然后要求改革;要求改革,然后要想法子;要想法子,然后要研究学问。若其对于现状,本不知其为好为坏,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,又或明知其不好,而只想在现状之下,求个苟安,或者捞摸些好处,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;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?

汪在《七十书怀》一文中写道:说我淡化,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,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,没有写强烈的,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。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,我的文化素养,我的气质所决定的。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,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,你叫我怎么写?

虽说活着不易,对人对事,要有理解之同情。但,我还是想说,“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,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”,这个理由是不够充分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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